2014年8月17日,國內已批准的2張轉基因結婚水稻安全證書大限將至。生死關口,“挺轉派”和“反轉派”都在以自己持有信息量的多寡,甚至在道德高地上位置的高低,來爭取真理持有者的角色。在這場混戰的輿論場里,“挺轉”“反轉”相繼失態:痛心疾首的“挺轉派”被貼上“漢姦”、“走狗”的標簽;義憤填膺的“反轉派”們則被指“反轉誤國”,“與義和團無異”。
  轉基因——一項原本局限於專業領域的小眾育種技術正在加速發酵,超越科學範疇,演變成一場全民參與的“廣場舞”。癲狂的舞池外,懵懂而又心懷恐懼的公眾只能在超市中四下尋找非轉基因標識食品以求自保。參與各方都期待出台相關法律規港式飲茶制,以規範這看似永無終結的“廣場舞”。 記者陳學超發自北京
  >>痛心疾首
  張啟吳哥窟發是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和美國科學院雙料院士。
  因為他是上述2張轉基因水稻安全證書持有者,是轉基因水稻研發者——所房屋二胎以,成了不被信任的科學家。
  極端的反對者甚至在2010年11月26日關鍵字中國農業大學的一場報告會上向張啟發扔出了茶杯蓋,試圖表達對張啟發“把13億人當做小白鼠”的憤怒。
  不過,張啟發真正走出實驗室,用略帶行為藝術的舉動來證明自己的研究成果無害卻是在今年10月19日的“全國首屆黃金大米品嘗會”上——300多名轉基因的鐵桿支持者,在品嘗會上分享了用轉基因大米做成的月餅、米糕、米耙,還有“黃金大米”熬成的米粥,藉此表達他們的態度。
  張啟發和他的團隊用了11年時間來申請這2張安全證書,並曾在2010年樂觀地宣佈“轉基因水稻最遲5年內走上中國人的餐桌”。不過,在距離證書到期越來越近之時,張啟發的兩個轉基因水稻品種依然沒有獲得品種審定、生產許可證、經營許可證,商業化種植更是遙遙無期。“轉基因水稻商業化不是更近,而是更遙遠了。”試吃活動的推動者張啟發悲觀地向媒體表示。
  從獲得首張安全證書算起,近5年時間里,“挺轉派”們沒有獲得任何實質性的政策放行,這對已經獲得轉基因安全證書的科學家來說,難以接受。
  和張啟發一樣走出實驗室的還有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食品毒理學學科創始人之一陳君石,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院長羅雲波教授,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朱禎,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研究所所長林敏。
  12月1日,作為知名“挺轉派”人物,他們集體現身在北京後山藝術空間的首屆轉基因嘉年華活動,組團為轉基因正名。“這本來是一個科學問題,但現在不是科學問題了。在這個問題上,科學家被打敗了。”陳君石說,“我們不能承受的是輿論的風險、社會不安定的風險,政府目前對轉基因的支持停滯不前的原因在於此。我們真正面臨的風險,是已經貽誤了轉基因發展的時機。”
  張啟發在武漢的試吃活動上透露說,中國轉基因水稻國產化科研水平正處於最好水平,僅在技術層面可以和美國有一拼,但商業化推廣上相距甚遠。
  今年7月,49位海外生物醫葯學者與國內61位兩院院士幾乎同時上書國家領導人,呼籲推動轉基因商業化。“推動轉基因水稻種植產業化不能再等,再遲緩就是誤國。”院士們在建議書中寫道。
  不過,在“反轉派”看來,轉基因技術的力倡陣營在仍未能拿出有說服力的證據的前提下,“採取興師動眾群體上書方式造聲勢玩噱頭”,“讓人懷疑,並不是出於科學精神,而是背後有著某種目的或某些利益。”
  在反轉言論中,專家們的商業利益動機一直是猜忌對象。
  >>義憤填膺
  轉基因誤國,“反轉派”們的觀點與“挺轉派”針鋒相對。
  12月3日,中國政法大學舉辦的一場名為“轉基因技術的法律規制”研討會開始前,兩名年輕人從塑料袋里拿出了厚厚的一疊材料,分發給每位與會人員。
  這份長達25頁的材料,矛頭直指中國農科院生物技術研究所所長林敏“轉基因食品安全”的觀點,並將之稱為“謊言”。
  材料名為《抗草甘膦轉基因大豆大宗進口與“化學浸出”及其溶劑正己烷是先天性心臟病劇增罪魁》。“我希望在場的各位都拿到了這份材料。”中國災害防禦協會災害史研究專業委員會顧問陳一文發言前說,“更加詳細的內容可以在我博客上找到。”
  在博客上,陳一文多以“本顧問”自稱,同時將支持轉基因的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院黃大昉稱為“欺上瞞下”的“‘海歸’轉基因推手”。
  發言中,陳一文甚至公開指摘張啟發“學術不端”。
  在網絡上被視為“反轉基因急先鋒”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是此次研討會的主講。
  蔣高明表示,轉基因食品必須經過一個完整的實驗過程才知其是否安全,包括從小白鼠到大鼠、兔、猴子,再到人類志願者。但到目前為止,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沒有做如此完整的實驗。所以,轉基因食品是否無害沒有定論。
  “轉基因技術的安全性尚未驗證,但危險已經顯現。”蔣高明說,已故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原所長葉迎倩生前就曾提出轉基因可能會污染環境,需要20-40年的時間,其潛在危險才能顯現。
  包括湖南黃金大米試驗、上海黃浦江死豬、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禁止轉基因產品傳聞等公眾耳熟能詳的熱點事件都被蔣高明用來證明轉基因的潛在危險。“蟲子不吃的人怎麼能吃?”蔣高明說,“以後大家買菜記住,買蟲子咬過的最好。”
  與“挺轉派”們走出實驗室仍難以說服公眾的系列做法相比,蔣高明的講演顯然更易被公眾接納。
  不過,因不具備相關專業背景,“反轉派”的觀點屢遭“挺轉派”詬病:陳一文的專業領域為災害防禦;蔣高明的研究領域已與轉基因技術無關,是生態農業。
  “海內外華人主導反轉基因的人,絕大多數缺乏專業知識。真正懂得分子生物學的華人專家,還未有反對轉基因的。出頭激烈反轉基因的都不是專家。但是他們製造的輿論已經對中國轉基因技術產業產生了不良影響。”2011年,一名國內生物學家在《南方周末》發表文章《對轉基因的無知與偏見》說。
  頗具意味的是,這位作者選擇署名“柯貝”。
  >>退避三舍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燦發建議儘快制定《轉基因生物安全法》,對轉基因技術實施“風險防控”。他提出,“風險預防”是環境法的四項基本原則之一,也稱“謹慎原則”,就是對待拿不准的問題要非常謹慎。
  王燦發從上世紀90年代末就開始參與《轉基因生物安全法》立法工作。他透露,這部曾獲國務院立項並已開始起草,最終因為相關部門反對聲較高,自2005年就宣告擱淺。
  律師黃樂平一直想通過個人努力讓農業部把轉基因技術說清楚。
  他為此於今年向農業部申請信息公開但遭拒絕,行政覆議再度被駁回後,他計劃將農業部告上法庭。
  此前,曾有北京市民要求農業部公開轉基因食品安全性檢測報告,但農業部以涉及商業秘密為由不予公開。
  更早些時候,黃樂平的同行、律師魏汝久曾在2010年2月向農業部申請要求公開兩種獲得安全證書的轉基因水稻的相關信息。
  農業部在書面回覆中公開了轉基因水稻涉及的知識產權、以及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成員的名單,但以涉及國家機密為由拒絕公佈轉基因水稻的試驗研究、中間試驗、環境釋放和生產性試驗階段的詳細情況。
  對知情權的要求被拒,放大了公眾對轉基因技術的恐懼,各說各話的論戰同樣未使得真理越辯越明。
  “當真理需要時間去驗證的時候,我們選擇不用自己的生命去賭博,所以現在,讓轉基因食品離我們遠點。”
  中國政法大學研討會進行的同時,北京798藝術區唐人藝術中心,148名藝術家和藝術工作者借七十多件創意海報以及行為、裝置的圖片以及電影錄像、現場表演等,對“轉基因”這一當下爭論極大的議題公開表態。“在‘民以食為天’的中國,沒有比‘吃’更大的事。”活動發起者說,在對轉基因食品風險存疑的情況下,“我們不接受被迫的選擇。”
  發起者稱,他們願意給予“挺轉”和“反轉”同樣的關註,反對轉基因食品並不代表反對關於轉基因技術的科學研究,“相反,我們支持它繼續在科學中被進行論證。這是不能混淆的兩件事。”“外國人沒有做的事情,中國人不是不可以做,但如果要讓所有人都做,最好還是讓所有人自己決定,而不是任何人替他們決定。”發起者說。
  三天后,註意到轉基因論爭升溫的農業部官員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回應了相關問題,說辭與之前無異——這顯然不是“廣場舞”的參與者們希望看到的“裁判員”表態。
  門戶網站上的跟帖也沒出現任何變化:疑者甚眾,信者寥寥。
  12月3日,中國政法大學舉辦的研討會正式開始前的一段少被人註意到的對話像一個充滿寓意的寫照,映照出當下公眾對轉基因的真實心態:
  一名中年男子從會議室後門伸進頭來,似乎想旁聽一場學術講座。“講什麼的?”男子問。“轉基因。”一位參會的政法大學女學生回答。“到底什麼是轉基因?我不太明白。”男子虛心討教。
  “這個……”女學生面露難色,“我也說不太清楚。”沒有得到滿意答案的男子轉身離開——關乎切身利益卻又懵懂不清,退避三舍似乎是唯一能夠做出的抉擇。  (原標題:轉基因“廣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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